自581年隋朝建立到1368年元朝灭亡的780多年间（含隋、唐、五代、西夏、元），张掖民俗在汉晋基础上，于传承的同时也发生着明显的衍化过程，从而使这一时期张掖民俗既有中原民俗的某些内容，又有鲜明的张掖地方特色。这些张掖民俗的地方特色及其衍化过程主要受如下因素的影响：

一是自然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虽然基本的自然特征没有改变，但由于人类活动而使生态发生的变化（例如气象、土地等）足以影响张掖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其中包括：自汉代以来一千多年的大规模屯田、南北山绿森林的采伐、水的大量利用（主要是修渠漫灌）和洪流冲击，使得戈壁面积不断扩大，土地沙化、荒芜（主要受不合理耕作和战争影响）和沙漠化。加上全球性气候变化，造成绿洲缩小、风沙频增、自然灾害逐渐严重。唐诗宋词中大量边塞题材的诗歌清楚地反映了这种情形。但同时，经过汉晋隋唐历代的努力，绿洲内水利系统逐渐完善，绿洲地带的农耕生产技术日趋先进，农产品种类大大增加。到西夏统治时期，张掖又开始推广种植水稻，成为今天鸟江稻的渊薮。

二是张掖成为中国第三次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之一。在自隋至元的近八百年间，先后有吐蕃（70年）、回鹘（151年）、西夏（198年）、蒙古（146年）族入居或统治张掖，总时间达565年。同时，还有吐谷浑、突厥、契丹等族先后侵掠张掖。蒙古军队从中亚、西亚带来的伊斯兰教信仰者的军士、工匠、商人、贫民亦有相当部分落居张掖。回鹘铁勒部3000余户、沙陀突厥7000帐、吐蕃3000余落先后迁入张掖，而内地汉族居民又大量戍守和屯田张掖，实行了有组织的迁徙。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少数民族连续、长期的统治使张掖民俗不能很快吸纳中原民俗的内容，而张掖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习俗相互影响更加频繁，不断强化了民俗的张掖地方性。另一方面汉族民俗的强大传承力和吸纳性，使得张掖汉族居民比中原汉族更多、更早、更快吸收了少数民族风俗的某些内容；同时，由于戈壁使绿洲缩小并使之逐渐与滩地草原的分离，使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风俗在小地域范围内也有了明显分化，逐渐演化为今天张掖汉族与少数民族隔数里、数十里而不同俗的小地域分布（当然也有其宗教信仰不同等因素）。

三是张掖的经济、政治地位不断提升。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艰苦劳动，使张掖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比之汉晋有较大进步，使张掖人的开放、勇猛、刻苦、上进和重礼的心理品质与社会风尚得到进一步培养。经济上，坚持屯田、兴修水利、鼓励互市、丝路贸易，使张掖农产丰富，交易兴盛，胡商往来，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城市。隋炀帝在焉支山下会见西域27国使节和商人，大兴歌舞，令居民新装艳服出户观看，是张掖经济走向繁荣、丝路贸易兴隆的一个佐证。政治上，唐在张掖置河西节度使，辖陇右道；五代时封回鹘王为奉化可汗据张掖；西夏设甘肃军司；蒙古、元先后立甘肃路总管府于甘州，设甘肃行中书省于张掖（甘州）；张掖政治军事地位不断加强。文化上，西夏创建卧佛寺（今张掖大佛寺），元置甘肃儒学提举司，建甘州文庙，提倡儒学。这些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重大事件对当时张掖居民社会崇尚的影响十分深刻。除此以外，当时张掖主要居民的汉族，在民俗方面具有传承的坚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吐蕃统治时期，视汉族居民为奴隶，强迫他们着吐蕃服饰、梳吐蕃发式、为叶蕃放牧、随吐蕃移居、毁汉民居室。敦煌、张掖一带汉民或数百人痛哭，或上千人跳崖，或聚众山林反抗，或秘密逃回故乡。每遇正月初一则一律着汉服、用汉食、行汉礼、祭祀祖先，时刻不忘汉俗，坚决抵制蕃俗。

唐宋时期张掖民俗的演化，根据史籍记载和考古资料，参照今人研究所得，又有以下一些新的内容：

在衣饰方面，于魏晋时期深受胡服影响的基础上，吸收胡服的褊窄紧身、圆颌、开衩等特点，形成唐代“缺骻袍”“四?衫”等袍服。于是，圆颌袍、裹幞头、长靿靴成为唐代张掖居民男性的“常服”。女装则由裙、衫、帔三件组成，裙长曳地，衫摆藏入裙腰，肩披帔帛。另外，西域一带胡服特征的翻颌小袖上衣、条纹裤、卷檐胡帽亦为当时少数时尚女性所青睐。唐代普通居民服装颜色普遍尚白，给人清丽、华贵之感。吐蕃统治时期，强迫汉族穿吐蕃服装，但并未使汉族完全接受。回鹘统治时期，与汉族服饰有无矛盾史无明载，但从回鹘汗国与中原王朝的亲善关系、回鹘在张掖居住、生活与汉族不同地域看，似乎是互有影响，而无取代之说。西夏统治时期，崇尚宋礼，发展文教，并无迫汉改服的记载。元朝张掖居民服饰根据敦煌壁画中供养人形象，与唐宋无大差别，但官吏多穿大襟袍服，普遍居民服色以黑褐色为多。唯头饰、发饰则有蒙古人的影响。

在饮食方面，最突出的一是饮茶普遍，逐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二是食物种类大大增多。张掖的普遍饮茶成为风俗，源于茶马互市，始于唐德宗时回纥入朝“驱马茶市”。从此开始，茶乳共煮成为南山（祁连山北麓一带）少数民族的主要饮品，最迟至西夏时又成为绿洲农业区汉族居民用水煮茶的习俗。西夏多次与北宋的战争都是因宋停边市、茶叶断供而引起的。到元代时，元曲《玉壶春》中已有“早起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说法，说明饮茶在张掖，宋元之际就已成风。但远居茶叶产地的张掖汉族，得茶不易，民间遂以煮花瓣、煮鸡蛋花（清代以后演变为荷包蛋）以代茶，有了香茶（浸泡或水煮花瓣）、蛋茶的说法。食物种类的繁多及主食制作的多样化，主要是农作物种类增多、民族间交流频繁而致。魏晋至隋唐，原在中原地区普遍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在张掖都陆续推广种植。特别是西夏在12世纪初引种宁夏水稻，蒙古人在1264年引宁夏河套种稻技术，在张掖今乌江一带推广种植，使江南水稻在张掖种植成功，增加了张掖居民的餐食内容。作为丝路名城的张掖，早于中原就引种西域的新品种，如胡萝卜、黄瓜、菠菜、茄子、莴苣、扁豆、刀豆、豆角等。其中耐寒喜湿的黄瓜（当时称胡瓜）、菠菜（当时称菠棱菜）、胡萝卜正为当时张掖的重要蔬菜品种。西亚、中亚、南亚商贾往来，张掖南北少数民族迁徙流居，使食工作方法互相影响。于是，炉饼（烧饼）于魏晋、胡饼（芝麻烧饼）于隋代、馄饨于隋代、馒头（蒸饼）于唐代、包子（馒头）于元代、面条于元代，都先后出现于张掖居民的餐桌之上，茱肴种类更应丰富多彩。由于这种历史背景，扁豆面为张掖乃至河西居民喜食，米粥为张掖居民常食，米面合煮或面中有粥亦成今天张掖的一个独特制作工作方法。

在人生礼仪方面，繁文缛节与俗信混杂是当时的一个特点。在敦煌、张掖一带，产妇分娩出现一种特殊禁忌，即不能在室内分娩。敦煌石室遗书中记载“日游在内，产妇不直屋内安产帐”，是说凡遇凶日，都不能在家里分娩。因为女子的经血、产出血都被视为不洁，所以“妇人产不满百日，不得为夫裁衣洗衣”。再后来更衍化出男不得见女子经期、产期之衣物，更不能为之洗血衣裤。此种风俗流传至今。产后旬日内要请星相家占卜婴儿终身命运，俗称“看命”，如生辰八字缺五行之一，则在命名时补其短少。孩子满月之日，要祀神、祭祖、请客，均如满月。但多了一项俗礼——“抓周”，以验其贪廉智愚和行为取向。《东京梦华录》称此为“小儿之盛礼”，是人生第一个生日的礼俗。此后，便随年龄增长，有成丁礼（男子行冠礼，女子行及笄）、婚礼、寿礼、葬礼等。婚礼中出现了“结发”仪式，据史载“男左女右，留少头发，二家出疋缎、钗子、木梳、头须之类，谓之‘合笄’”。此种风俗至宋元时在张掖亦有盛行，故有“结发夫妻”之说流传。宋末至元以后，婚礼逐渐以《司马光书仪》所定程式为准。葬礼中自唐代开始，出现了“撒纸钱”“焚纸钱”的习俗，上书“泉台上宝”“冥游亚宝”字样，是因相信了灵魂不死如生人，亦需用钱度日。元明以后此种风俗更衍化为送葬路上撒纸钱、埋葬之时焚纸货、葬后忌日焚“往生钱”的陋习。此外，与人生礼仪有着密切联系的一些信俗在唐宋时期逐渐普遍化：算命看相、阴曹地府的传说、动物成精与神怪传说、受佛教影响的因果信仰都已深入一般居民的观念意识之中。

民间信仰和社会崇尚方面，宋元时期张掖的显著特点是三多。一是信佛者多。唐朝时张掖即始大兴佛寺，又建道观。西夏和元统治时，佛教更成国教，极力提倡。1098年西夏在甘州兴建卧佛寺，规模宏大、辉煌庄严，令张掖居民敬畏，成为西夏三大佛寺中心。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加上战争、灾荒、阶级压迫造成的贫困，使普遍居民每遇痛苦，便寄托于对“佛”的乞求、祈祷和诉说。二是传入宗教多。隋至元期间，是陆域丝路畅通和繁荣的最后时期。除佛、道二教外，沿此路又传入景教、拜火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不但缓释了多种信仰民族的反抗心理，也加深了张掖人广泛吸纳、兼收并蓄的精神状态。三是尚勇趋武者多。民族之间的争斗客观上强化了尚勇气概；对少数民族统治时期歧视、欺压政策的反抗又迫使汉族以勇相抗；元代汉人入仕之艰又促使民间或文学盛行，或习武为尚；这些都促成了张掖居民尚武崇勇精神的继续发扬。

总之，自隋至元，张掖民俗在衍化中既顽强地维持着汉族固有风习，提倡着中原传入的新鲜风气，又不断地吸收了各少数民族风俗中的一些内容。自然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民族交往和融合的加深，加上持续多年的少数民族统治，使张掖民俗越来越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同时又具备汉民族习俗的共同性。（王国华）